手纸发展史
云中公子
2019-12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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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里人解手一直用手纸；乡里人近些年才用。城里人设宴招待乡间亲戚。餐巾纸引起亲戚感叹：乡村落后，怎么赶也赶不上；先前你们老笑话我们，擦腚不用纸；我们用纸擦腚了，你们又用纸擦嘴了!
古代文字记载“拭秽”（擦屁股）用“厕筹”。厕筹，竹木制作，类似今天医生使用的压舌板，薄片，一拃长，宽如手指，用法不难想象。
传闻，厕筹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。佛教的诸律中，记载了释迦牟尼指导众比丘如何使用厕筹；南唐后主李煜为表求佛诚心，曾亲手削制竹片，以供僧人使用，并将制作好的厕筹依次在脸颊上检视，看看是否光滑。
解放前，住河北定兴姥姥家；用过百姓的简易“厕筹”。秫秸（高粱）杆，截成十多公分长，劈两半，截面成半圆形。放茅房里，解完手，用它刮。也有用碎砖头土坷垃的。不用纸。文革时，在河北邢台农村，人们多用土坷垃，或用随手捡到的废纸；破布。孩子就根本不动手擦，婴儿时期，不用褯子（尿布），把细沙土晒干或炒干，垫在小屁股下。撒尿拉屎，湿沙土扔喽，添点干的。能坐着，也坐在沙土里；再大些能站学走时，缝个布袋，上口做成背心，装细沙土，给孩子穿着，屎尿排在土里。自己会走了，开裆裤，随地拉撒。拉完屎，挪开，坐在地上蹭，叫“尾”。“尾”干净，蹭尽残余。或找墙角，撅着小屁股蹭净。为积肥，院里都有厕所，用土坷垃、废纸；不用“厕筹”。
早先，北京人用的手纸是豆儿纸。现在还有老人管卫生纸叫豆纸：“去买卷豆纸吧”。豆儿纸是北京的土特产，白纸坊手工纸房，大多做豆儿纸。天宁寺，广渠门里也有几家。走街串巷买豆纸的常见，整张豆纸，80公分长、50公分宽；叠成20公分宽，50公分长，包袱皮对角兜着，挎胳臂上，边走边吆喝：“大张的——豆儿纸”！原料完全是废纸，街上、脏土堆、厕所捡的；泡湿，石碾子轧成浆；在水井边淘洗，掺点蒲棒绒子，放进水池搅匀；用竹帘把纸浆一张张捞（抄）成纸；用刷子刷贴到墙上晒干，揭下来；捋整齐；100张，对折起来，叫一“刀”（计量单位）。论刀出售。这种纸基本是灰黑色，和臭豆腐色差不多。原料一天一个样，出的纸就一天一个色儿。吸水性强，糟，没拉力。但，是北京唯一的卫生用纸。老君地（白广路路西，中民大厦后面）有一两家做粗草纸，稻草，石灰水浸泡，蒸、洗、碾压成浆；做成的纸很厚，不上墙。散铺在野地里晾晒。这种纸，妇女生孩子时，垫在身子下边；也外包豆纸作卫生巾用。还代替机制纸板做点心匣子（外糊花纸，里糊白纸）。北京的卫生纸，解放前，都是本地产的豆纸。
解放初提倡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；加强城乡物资交流。在天桥东边，天坛西墙外办物资交流大会。南方黄草纸，来到北京。油盐店、杂货铺都卖开了。厚实干净，吸水性能，拉力都比豆纸强。当时大批南方人士移入北京，习惯用家乡货。老北京人还认豆纸，用南方草纸的很少；但，毕竟是豆纸的竞争对手。1955年冬天，白纸坊没有了私人纸坊，成立了“北京第一造纸生产合作社”。东家和伙计都成了社员。东家不再操心买卖好不好。跟伙计想的一样：多挣社里的钱。计件工资，多劳多得。产量提高了。销路没增加。到1956年夏天。豆纸大量积压，资金周转困难。增加跑外的业务员，骑自行车四九城转，推销豆纸。得维持生产，还得保社员的工钱。几百口子人的吃喝，都冲合作社要。幸亏合作社有上级领导机关，有上级派来的社主任撑着。没觉出什么。黄鼠狼单咬病鸭子，1957年2月7日后半夜，存放纸料的露天仓库着了大火。烧毁原料8万多斤。仓库是晒纸墙道改的，版筑土墙，不高；院子很大，东西长南北窄。西北风很大，气温很低。一两米高的火苗子，顺南墙往外窜。外头一片菜地。消防队员想登上墙头，往里喷水。几次都让火苗子给扑下来。水喷自己身上，从头到脚湿透。消防车来了四五辆。天亮时，才完全扑灭。仓库变成水塘。消防队员浑身是冰，胳臂腿儿回不了弯儿。不少女社员嚎啕大哭：“都是咱们的血汗哪”！
当时的上级有好几个，市轻工局、市联社、区委工业部、区第二工业局、区手工业办事处。都得打报告，送报表，请示汇报。产品积压，又遭火灾。找上级吧。手工业办事处在米市胡同。一位姓曹的干部来社里工作了：曹主任。他找市轻工局请求帮助手工改机械。决定土法上马，因陋就简，自力更生。反正豆纸也卖不出去。停了这个产品；人集中盖厂房，造机器，外出学习。请几位技师现场指导。燕京造纸厂（武王侯）来了陶守科，还请了一位山东籍钳工，一位上海籍车工。买了一台老旧车床。办公室、成品库都搬到临时搭的棚子里，给机械化腾地儿。大约是1957年夏天开始这项工作。
派十来个人到东直门外造纸厂去学习，每道工序都有。留下的人，给钳工车工打下手，造机器；给瓦匠木匠当小工，盖厂房。仨月，厂房落成。放在今天，质检单位、安监部门不会通过；规划机关根本不会批准搭建。方木柱子油毡顶，挂苇箔，抹麻刀灰的墙体。造纸机器一开，响动很大，对面喊话听不见；窗户墙都颤。油毡木头也易燃。现在看来，是冒着风险。当年没人想到这些。而且居然使用了若干年，没出事故。造机器费事，虽然是简单的土机器。没基础不懂技术，没设备加工困难。陶守科师傅策划，山东刘师傅画图纸，上海李师傅上床子车。复杂一点零件，就得外加工，或到废品站淘换。摸着石头过河，试着步走。打浆机买旧的，造纸机，木头架子，没有烘缸，独创，只能自己“攒”。外出学习的，仨月回来了。他们见过机器，也操作过。靠这些人组合装配。到1958年春，机器运转。这是北京自己生产卫生用卷纸的开始。造纸机下来的是湿漉漉纸卷，像成品那么粗。抬到露天晾晒（冬天就冻成冰坨）。手可以拿起来时，再装进烘干室，烧煤火烘烤。干透了，硬的砖头似的；木榔头砸松软；钢锯条磨出锋利的刃，按上锯弓，照固定尺寸，手切纸卷；贴包装，打捆，入库。
成品两种，短的，手纸；长的，卫生巾。起了牌子“安乐”和”健美”.。劝业场一广告社设计图案，印的包装纸。原料还是废纸，不蒸煮消毒，不脱墨漂白。成品的颜色、薄厚、拉力、柔软，都没保证。市场上也没可比的同类产品（时间很短，人民大学、双桥、福绥境等处都建厂生产）。白纸坊卷纸独步京城。当时京城大饭店有进口卫生纸，百姓见不到。白如雪、软如棉。说是英国来的。技术员张女士从北京饭店要来一卷，造纸社人们惊叹不已：这么好的东西擦屁股，太可惜了！1958年造纸社改名宣武造纸厂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；白如雪，软如棉的卫生纸品，人人可得而用之了。京城豆纸的地位被种类繁多的纸巾，取而代之了。
北京市井百姓从小就受“敬惜字纸”的教育。街上常可看到收集字纸的志愿者，路旁有砖砌的焚化炉。家长不论识字不识字，都嘱咐孩子：字，是圣人留下的（多不知仓颉。只认孔圣人）。不敢糟蹋。糟蹋字纸造罪！虽讲不出什么，但一心敬畏文化。1949年以后，破除迷信，不再听信老太太的“妈妈律儿”。破例的事，日见其多。对字纸也不在乎了。有字没字，都一样。擤鼻涕、擦屁股，当坐垫 、踩脚下，字纸没了昔日风光。字纸再度受到人们的敬畏，是1966年以后；那年月带字的纸,不小心撕着、碰着、折叠，都是亵渎。用来“拭秽”，则是反革命了。因此沦为反革命者，大有人在。予以宽大，不判徒刑；批判斗争、检查交待，自是当然。家家不再心疼豆纸钱。那时是“卷儿纸”和黄草纸并驾齐驱的时期。四五岁孩子能自己蹲坑了。家长都查看小手拿的纸有没有字，小心翼翼，唯恐有失。天塌大祸，谁人能搪？而今生活坦然，最幸福处，是脱离了每日的恐惧。过来人深感庆幸！
解放后，参加各种学习，不论专业，开门第一章：《社会发展史》。借用发展史名号，写了记忆里的“手纸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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